隔壁，走过去不过短短米。
那里即将开始的庭审事关三条人命和一个法医的职业荣誉。
但来不及犹豫，我朝相反方向，第一时间赶往又一起命案现场，错过了当天田华案的庭审。
当我带着出现场的一身疲惫回到办公室，已是下午。
前去旁听的法制科同事告诉了我庭审的经过：同事费劲钻进横窗的努力没有白费，攀爬的侦查实验得到了认可；我亲自到看守所帮田华穿袜子，提取到的足印也被采纳；血迹的第三方鉴定人、中山大学教授作为专家证人，出庭接受了质询。他当庭向苏律师解释，4号样本未检出是因为血迹的量太少，其他两处血迹检出的结果与最初一致。
悬着的最后一颗钉子终于敲定。不管过多少年，审多少次，这些证据都足以将罪行钉死。
听完庭审的情况，我长舒一口气，什么也说不出。
我在空荡荡的走廊里，静静发了会儿呆，转身回办公室，在沙发上补了一觉。
经过漫长的一审、二审、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，从“刀下留人”算起，时间又过六载。
我还是会时不时听到有关案子的消息，田华依然坚持喊冤，但媒体的报道却再也没有分给他更多的版面。
苏律师陷入了困境，一起命案的诉讼，平均会耗掉一个律师两年，而田华这个发回重审的案件会耗多久，他无法估计。
终于，在第四年案件二审之后，苏律师放弃了这个案件。
媒体和大众需要的只是结果，我和检察官们还在慢慢完善案卷的细节。补充的案情说明加上各种材料近百页，纸质档案袋因为磨损，前后替换了3次。
我的办公桌上，档案袋来了一批，又还了一批，只有田华案的档案在我抽屉里一放就是6年。
虽然一次次的交手，让我打从心里感到疲惫，但这起案件后，我们内部办案的流程都严谨了不少。
我们会追溯物证的源头，各部门间对同一件物证统一称呼，凡是从现场取得的物证都会无一遗漏地拍摄特写细节照片。
谁也不知道，会不会出现第二个田华。
案件办完那天，我叫来胜哥一起吃饭。我们俩干了一杯可乐，感慨着破案过程的漫长，他接过话头说：“其实早都注定了。”
胜哥又想起8年前抓田华时，拷在田华手上的那副印着“四川峨眉山警械厂”的手铐。
广东与四川远隔千里，给我们供应警械的厂家也不是四川的，那只手铐估计是出差办案的兄弟偶然带回来的。
杀死了峨眉山的弟子，又被峨眉山的手铐铐住。
“老天都不会放过他。”
我放下杯子，示意胜哥看看桌上的报纸，我刻意折好了一页留给他看